一
从布鲁塞尔中央车站到新鲁汶（Louvain-la-Neuve），如果搭乘直达车，大概需要一个小时，如果在奥蒂尼（Ottignies）站换乘，反而只要五十分钟。火车如同欧洲其他地方一样老旧，途径的大大小小站台，有许多是荷兰语的名字，月台往往十分破落，从车门到月台几乎都有半米高的落差。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比利时国内讲荷兰语的弗拉芒族和讲法语的瓦隆族矛盾激化，鲁汶大学也是在那个时候分裂为两个大学。讲荷兰语的科系留在了荷语区的鲁汶（Leuven）原址，而讲法语的科系则迁往法语区奥蒂尼的郊区，成为今天的法语鲁汶大学和这座小小的城市。这样算来，新鲁汶这座城市其实还不到五十岁。
我刚到这里的时候已经入秋了，天时常阴着，雨落下来的时候夹着细小的冰雹，砸在窗台上啪啪作响。窗台外是一个小小的花坛，但那时候只有一丛灰黑的枯枝，看不出是什么植物，仿佛已经死去很多年了。倒是窗外不远处有棵银杏树，叶子正在迅速地变成金黄，那段时间，清晨起来，看那一地还未被踩过的银杏叶，像发着不可思议的光。
到了冬天的时候，我觉得这实在是一座乏善可陈的城市。半个小时就几乎能把这里走遍，建筑沉浸在冬日的冷漠里，看起来似乎已经很老了，但墙角却又总是棱角分明。毕竟它只有五十年的历史，我总是想，半个世纪以前，这里还不过是一片森林。
有那么几次往湖边去，看见湖面结了一层薄薄的冰，鸭子在上面走，湖边都是体型肥硕的鹅，它们是不敢贸然像鸭子那样踏上湖面的，所以总在湖边游荡，后果就是湖边的路上到处都是绿意盎然的鹅粪，偶尔有猫路过，看起来胆战心惊，恐怕一不留神就被啄一身淤青。
某日，前一夜下的雪静悄悄地化得一干二净了，太阳忽然绽放开来，那棵掉光了叶子的银杏树开始冒出绿色的芽，窗台前的花坛里有猫经常来光顾，它们躲在灰黑的枯枝下，看着绿叶终于冒出来。春天异常短暂，还没有来得及准备，到处就已经是彩色的花，路边的樱花让人惊奇，很快就能看见一地的粉红，无时无刻不在飘落的花瓣让行人停步徘徊。路边繁花种种，颜色各异，气味也变得浓烈而诡异起来，但我没有想到的是，花那么快就都落光了，剩下的只有浓稠得像要滴下墨汁的绿叶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这座小城里的其他气味开始丰富起来了。
二
餐厅开始把桌椅搬到室外。露天位置，能晒到阳光的地方总是供不应求。食物的气味也跟着往外游荡，但越是精致的食物，那些香味越是容易被风吹散，有时间围坐着悠闲聊天，能把前菜、主食和甜点完整吃下来，顺便撕小半块面包丢给一旁虎视眈眈的鸽子的，只有那些满头白发的老人们，他们的拐杖和外套放在一起，能填满一个又一个餐厅的衣帽间。
而年轻人们买上三明治和薯条，就坐在他们不远的广场上，各色的皮肤都在阳光里反着光，他们吵吵闹闹，鸽子在一旁走来走去，连咕咕声都听不见了。新鲁汶在天气刚热起来的时候，各种食物的气味都来到了室外，但唯一占上风的，只有薯条的气味。
这是一座因为大学而建起来的城市，圣诞节的时候有多冷清，此时此刻就有多少年轻人。他们步伐一致地匆忙，手里拿着薯条或者“冲锋枪”（mitraillette），很快就消失在某栋教学楼里，只留下一股带着热气的香味。但我对于被叫做“冲锋枪”的薯条三明治实在是无法理解，切开的半根法棍上放上一堆薯条，把蘸酱直接挤在上面就算完成。每次看到有人端着“冲锋枪”，我都在心里思忖吃完这个东西得喝多少水。
然而，“冲锋枪”毕竟是货真价实的比利时食物。刚到这里的时候，我问当地人有没有真正的“比利时美食”，得到的答案只有薯条。他们总是愤愤不平，明明是比利时人发明了薯条，凭什么全世界都叫它“French fries”。当年是美国人这么叫，这个名字才慢慢流行开来，不过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估计第一个吃到薯条的美国大兵看见它们从一个讲法语的人手下诞生，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讲法语的人是个比利时人。
法国人当然默默地收下了名号。只是两国人之间因为薯条斗过的嘴估计能编出几本书，最著名的那个笑话是个法国人说给我听的，而且它总是由一个著名的薯条之问开场：“为什么比利时满大街都是薯条？”答案是因为比利时人总是用锥形纸筒装薯条，你一问现在几点了，他们就抬起手看手表，薯条就哗啦啦全倒在地上了。
笑话归笑话，恐怕让人费解的还是为什么薯条这种东西也能叫做美食。和国内大部分出自连锁快餐的瘦弱细长品种对比，比利时的薯条显然要粗壮得多。不知道新鲁汶到底有几家薯条店，但我常去的就有四家，不过，最好吃的薯条居然是在一家酒吧里吃到的。我们朋友间都知道，九点之后才去这家酒吧，就别想吃到他们家的薯条了。
我认识一位在酒吧里打工的女孩，她说比利时薯条得炸两次，新鲜的马铃薯丢进机器里，立刻被切成条，丢进油锅里炸完第一次大概九分熟，这时候里面已经是绵软的状态，捞起来堆成山，等顾客点单了，再让它们回一次炸锅，这一次炸完，薯条的外皮变成淡淡的焦黄色，会有外酥里软的口感。
但比利时最大的发明，应该是为了让薯条变成艺术的蘸酱了。刚来的时候，第一次买薯条，店家问要什么蘸酱，我反问都有什么。店家劈头盖脸报出十余种酱，我愣了几秒，偏偏那家店还没有番茄酱，脑海里能想起来的只有第一种，叫Andalouse，估计是按字母顺序排的，不料吃过之后深深着迷，直到一个月后才终于尝试第二种酱。
细细数来，除了传统的番茄酱、美乃滋、烧烤等口味，还有塔塔酱（Tartare，能吃到酸黄瓜丁）、“美式”酱（其实是法国人发明的）、日本武士酱（samouraï，是比利时人发明的）、巴西酱（Brazil，据说搭配鸡肉也不错）、夏威夷酱（加了菠萝和辣椒）等等，族繁不及备载。
我住的地方附近，有个简易小木屋专卖薯条汉堡，号称新鲁汶最好吃的薯条店。他们家有两款名字带中国的蘸酱，试完了发现其实是泰式酸辣酱。不过，另有一种带着咖喱香气的金黄色蘸酱，十分诱人。有次下雨天去买薯条，看见仍然是长长的队伍，只是排队的本地人都不撑伞，在雨里说说笑笑，等上半个小时面不改色，我是唯一一个撑伞的顾客。
三
到了夜里，薯条的味道很快就淡了，各个角落里都是酒精的气味。从四月起，阳光变得慷慨，欧洲人迫不及待地换上短裤短袖，在大广场每个有太阳的地方席地而坐，手上总是拿着易拉罐。但到了傍晚，一听啤酒是绝对不够的。满大街都能看见左右提着两箱啤酒的男男女女们。白昼越来越长，太阳下山要到夜里十点钟，于是，没能等到天色暗下来，到处就已经是派对的人群。
新鲁汶的年轻人只有两个时候不喝酒，睡着的时候，还有考试的时候。
满地的酒吧里到了夜里，驻唱的歌声传出来，在大街上奔跑。菜单上的酒名眼花缭乱，毕竟啤酒也是比利时的名产，每一款啤酒都有自己专属的杯子，形状高低各异，决不能混着用。年轻人们在酒吧里喊着聊天，很快就喝完自己手里的精酿啤酒。它们可能来自附近如滑铁卢、根特、布鲁日等等地方的酒庄，甚至酿酒桶就在店里。一杯酒喝完了，年轻人很快离开，新鲁汶的夜晚到处是派对，他们钻进一栋栋建筑里，发出尖叫声和欢呼声。
新鲁汶最有名的酒吧叫Casa，据说刚刚来到这座城市的年轻人都要去那里接受洗礼。从学校广场出发，爬上一道斜坡，穿过自然科学学院的几个实验室，路过一个公共图书馆，如果看见身旁的人手里都拿着一个白色的塑料杯，那就是到了。找到入口，往地下室走，这里的楼梯和地板永远黏糊糊的，你不会想知道那到底是打翻的啤酒，还是没忍住的年轻人留在那里的呕吐物，一到下雨天，它们还会混入黑色的脏水。
某个夜晚我去了那里，亲眼看见好几个手上缠着石膏的男孩子，奋不顾身地往舞池里跳了进去。没有人听得见自己的声音，但到处都是声音。音乐到高潮的时候，有那么几句总能迎来全场合唱。忽然安静了几秒，响起了《Let it go》的前奏，整个酒吧陷入某种疯狂，男孩子们爬上柱子，摆出了艾莎的姿势，那是法语版的，几乎所有人都从头唱到尾。
但自始至终，大家都牢牢抓着自己手里的塑料杯子。那个杯子，几乎是新鲁汶青年酒文化的象征。记得公寓里有个女孩，从自己房间角落里找到前一年的杯子，欣喜若狂，洗都没洗就带着它去Casa喝了一杯。
就像美国的大学一样，新鲁汶也有自己的兄弟会（cercle），新生们也要经过考验（Baptême），才能被学长姐接纳为兄弟会成员。傍晚，出发去派对的年轻人披上画满各种涂鸦和文字的脏兮兮斗篷——几乎看不出它的底色是白色，头上戴着镶了金丝的红色圆帽，黑色的边上别满了金光闪闪的徽章。而那个用绳子挂在脖子上的塑料杯子，将要陪他们喝下一杯又一杯的啤酒。
要是有大型活动，新鲁汶就更是酒的海洋。
去年十月间，中断了一年的“24小时自行车”重新举办，人潮涌动。前年因为布鲁塞尔恐怖袭击事件，新鲁汶这项办了四十年的活动停办了一年，去年卷土从来盛况空前，当天小城里的主干道被围起栏杆，变成自行车道，各种各样的团队要绕着鲁汶这座城市骑上整整二十四个小时的自行车。而车道以外，到处都是卖薯条和酒的餐车。
当天夜里，搭起来的露天舞台周围水泄不通。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主办单位贴心准备的简易厕所。简便程度超乎想象，一个圆柱形一米多高的物体，在四个方向各刨去一个半圆，就变成了四个小便池，随意摆在路边。舞台上歌声震天响，酒一杯杯地喝下去，男孩子们排队围着这个圆柱上厕所，满地都是尿水横流，那个恐怖的气味直到几天之后还迟迟不能散去。
或许是爱喝酒的缘故，在新鲁汶，就算是平日里也到处能看到随地解手的年轻男女们，往往是男孩子喝得迷迷糊糊往墙角一站，搞不清楚自己朝着哪里，女孩子掀起裙子就蹲下，路人赶紧把眼睛望向别处。
想起来布鲁塞尔声名远扬的尿尿小童雕塑，还有某个巷子里游客一样络绎不绝的尿尿女童雕塑，更有某个街角的那只尿尿小狗，这个国家或许真的有关于尿尿的奇怪文化。
不过，虽说上厕所的事情十分随意，啤酒的空罐子反倒不至于乱扔，但它们总是出现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有时候被整齐地放在花坛边上，有时候会出现在图书馆的书架上，有那么几次，它们还被放在我的窗台上。如果说冰岛上有小精灵到处安家，那新鲁汶的小精灵可能就是易拉罐了。
四
进入五月，天气终于热了，空气里出现了新的味道，那是烤肉的香气，还有炭火燃烧时升腾而起的白烟的气味。烤肉的味道姗姗来迟，却经久不散。
湖边的草地上每隔几步就是一群围坐着烤肉的年轻人。从五月初开始，超市里开始腾出大片的地方，把烧烤架和炭火、锡箔纸摆在一起。拉来两个大冰柜，满满都是带着“BBQ”字样腌好的肉类，边上成箱的啤酒比人还高。
湖边的鹅们失去了领地，人类搬来了铁架和火苗，还有食物和音箱，天色渐暗，白烟四起，喧闹声在湖面上荡漾开来。喝醉酒的年轻人们朝湖里丢东西，据说曾经从里面捞出来过沙发和附近超市的购物车。
我经常看见Servais教授傍晚的时候在湖边遛狗，他应该有七十多岁了，总是不紧不慢地从烧烤架里窜出来的烟雾里走过去，面带笑意地看着年轻人们。退休前他是历史系的教授，遥想当年，鲁汶大学分裂的时候，意气风发的他是鲁汶大学的学生，跟着讲法语的科系来了新鲁汶，那时候城市是新的，此后五十年的时间里，他毕业、留校任教、晋升，工作直至退休。而这片湖，一九八四年开挖，断断续续到二〇〇九才有了今天的大小，湖边烤肉的年轻人们却可能以为它一直都在这里。
整个五月，新鲁汶像是一个巨大的烤肉场，香味四溢，薯条和啤酒成了配角。但是，忽然就进入六月，考试月到来了，这座城市像是消停了一些，烤肉架消失不见了，阳光下人群依旧，烤肉的味道散了，薯条的气味回归了，而啤酒的气味还要再等待些许时日。
等到七月来临。